《镜花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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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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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05 13:15
在《镜花缘》文本的表层展示的是虚幻浪漫静谧的万般世相,而其深处却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部分,但在理性思维下这部分内容不仅不能闪烁出本该有的金属般的光泽,反而成为“封建糟粕”,并且由于其他各方面艺术成就的折扣更遭株连,最终沦落得少有人问津的地步。小说为什么会有对死亡的深刻思考?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剖析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白何谓诗性智慧与中国语境下的诗性智慧,因为正是中国的诗性智慧的根本特征才导致了《镜花缘》造就出上述的深刻命题。 所谓的诗性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根据维柯在他著名的《新科学》中的解释来看,原始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本能的、独特的,并不是如我们理性智慧下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幼稚无知野蛮愚昧,是“富有诗意的”。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可以描述,即一个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一个是拟人化的“隐喻”。诗性智慧的产生显然是那个财产公有制时代的必然产物,在人类自我意识完全独立出来以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必然是集体表象,同时是一种“身体语言”或“动作思维”。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经典论述至少告诉我们生活在理性智慧下的人类两点注意事项:一、先于理性智慧的形态是诗性智慧,并且诗性智慧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二、既然人类在早期都共同拥有过诗性智慧,那么,不同民族、国度、地域的人具有共通性,虽然由于地域的差别、民族的特性而导致共通性越来越少,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遗留着相同以及相似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命题的讨论,就是虽然人类都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心理起点,但是,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诗性智慧又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生命本体精神的继承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中国的诗性智慧为什么会与西方的诗性智慧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不准备在此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本体精神,因而在本质上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形态,即刘士林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诗性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死的智慧。”他对此曾有过精辟而详细的论述,“与古希腊的哲学方式不同,它不是采用理性思维的反思方式,而是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与古印度的宗教实践不同,它不是采取非理性的宗教迷狂来超越感性之躯的畏死情结,而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为人生意义来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与古埃及的死亡伦理学更是截然相反,它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从而把个人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之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鉴于中国诗性智慧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的两大根本特征,中国诗性文化在文化底蕴上就显示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氤氲境界,以及“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生命活动节奏。作者在叙述方式上普遍地表现出重直观性而轻逻辑推理的童话式表达,围绕一种由诗性智慧澄明的、超生死的情感本体是如何可能的,包括《红楼梦》、《镜花缘》、《西游记》等伟大作品,无不表现着顽石、花木等因其灵性和对生命的热爱而从无限宇宙洪荒中突出出来的诗意题旨。 《镜花缘》中鲜明地张扬了这种不死的智慧精神。小说第六回即进入轮回转世的永生世界,“仙姑此去,小仙等无以奉饯,特赠灵芝一枝。此芝产于天皇盛世,至今二百余万年,因得先天正气,日月精华,故先凡服食,莫不寿与天齐。”“我等偶于海岛深山觅得回生仙草一枝,特来面呈,以为临别之赠。此草生于开辟之初,历年既深,故功有九转之妙,洵为希世珍奇。无论仙凡,一经服食,不惟起死回生,且能同天共老。”第九回《服肉芝延年益寿 食朱草入圣超凡》中更是赤裸裸地渲染一个长生不老的世界:“此果名叫刀味核,其味全无定准,随刀而变,所以叫作刀味核。有人吃了,可成地仙。我们今日如得此核,即不能成仙,也可延年益寿。”“只见路旁石缝内生出一枝红草,……随即放入口内,只觉芳馨透脑。方才吃完,陡然精神百倍,……只见路旁有一残碑倒在地下,约有五七百斤。随即走近,弯下腰去,毫不费力,轻轻用手捧起,……”在这个世外桃源,不仅处处仙草可以吃了长生,就连吃了鱼儿也可以成仙。如第十五回记载,“当日黄帝时,仙人宁封吃了飞鱼,死了二百年,复又重生。岂但医痔,还能成仙哩!” 在无继国里,人虽不能生育,但死后尸体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在玄远国里,“国王业已千岁”。在所有长生不老、轮回转世的描述中,最具有核心位置的是“不死国”、“不死树”的出现:“不死国”中“有座员丘山,山上有棵不死树,食之可以长生,国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红,饮之亦可不老。”哇 哇 看花眼了吧~ http://ke.baidu.com/view/19828.htm#7 去这里看看 肯定有你想要的~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05 14:33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书中写了君子国、女儿国、无肠国、犬封国、聂耳国、玄股国等等这些国家,或是以人们形体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生活方式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特有的才学技能,或是以地方风土的特点,或是以地方特有的古迹文物,从各方面表现出作者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的愿望。在《镜花缘》文本的表层展示的是虚幻浪漫静谧的万般世相,而其深处却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部分。
通过对于《镜花缘》中几十个国家的叙述,包括了正面的议论和侧面的讽刺,不难看出,它所主张的和反对的,主要有这样一些:第一,它主张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应自幼读书,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它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尤其是对于缠足、穿耳这些摧残人类肢体的行为,表示愤怒的*。胡适称颂说:“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2]
《镜花缘》第十一、十二回中“君子国”的一大段,这些段落中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其中第十条“妇女缠足”和十一条“用算命为合婚”: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为不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书中的女儿国,想象有那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不论是处理*事务以及从事生产劳动,女子的智慧才能都无异于男子。并且用“易地而处”的方法来对照,说明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上“男尊女卑”的许多制度的不合理。
作者又刻画了许多“才女”,集中写知识女性的才艺生活,虽然书中有关“才艺”的描写固然有过多过滥之嫌,但细心分辨,完全可以看出其结合人物的塑造,于经史子集、医卜星算、琴棋书画等等“古典才艺”的描述,既秩序井然,又倏然变化,大体可视为作品的有机成分。
第二,它反对某一些迷信制度,类如因为选择风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将子女送入空门,让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风鉴卜筮,讲属相,算命合婚等等。
第三,对文化方面,它反对八股文,瞧不起科举中人,同情终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张人人要读书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这样的分科考试。作者以君子国来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
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第四,对生活方面,它主张朴素节约,反对铺张。反对日常饮食考究,弄得好吃懒做。反对盛宴待客。反对子女初生时的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的张筵设戏。反对“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
第五,对社会风气方面,它要求真诚,反对假道学、伪君子。它赞美好让不争,谦恭有礼,遇善争先。它反对嫌贫爱富。它主张与人为善,允许人“改过自新”。它反对争讼。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彻,把名利心看淡。它极力嘲笑那些“明明晓得腹中一无所有,他偏装作充足样子”的没有学识的人。
第六,它反对过分严重的剥削行为,例如无肠国的富户那样把在腹中通过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而且还舍不得让仆婢尽量饱餐,要他们“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总之,李汝珍理想中的社会,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结合一百年来的中国现实来看,有的理想已完全成为现实,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为现实,有的再经过一定岁月可能成为现实。应该承认,凡属李汝珍的理想,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是针对丑提出的真善美的构想,是引导人们除旧布新的火炬,是激发人们奋进奋剂。[14]
《镜花缘》小说主要运用了夸张、对比等几种写作手法。
夸张手法:在大部分讽刺性作品中,夸张——这种讽刺手法被大多数作家所钟爱,李汝珍在表现特定的讽刺内容时,也使用了这种手法。他将某种需要表现的性格或现象有意放大,让作品中喜剧人物主观上的假定逻辑与现实生活中的正常逻辑相错位,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深化作者想要表达的讽刺性内容。在《镜花缘》这部作品中,夸张手法就运用得恰到好处。
书中第十四回,唐敖一行人来到了无肠国,多九公向唐、林二人介绍了此国国人的特色。此处之人“吃下物去,腹中并不停留,一面吃了,随即一直通过”,而那些想发财的人家“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随即通过,名虽是粪,但入腹内并不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将此粪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然而就是这样,那些想发财的人家仍嫌不够,不但不让仆婢吃饱,而且“三次、四次之粪,还令吃而再吃,必至闹到出而哇之,饭粪莫辩,这才另起炉灶”。[1]35如此夸张的描写让读者在捧腹发笑的同时,更看到了那些为富不仁、刻薄成性的富人们的丑恶嘴脸。他们为了一己之利,不顾下人们的死活,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有意夸张,更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漫画手法:《镜花缘》这部作品描绘了奇幻的世界,带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然而作者对书中海外异国的人情物态的描写并非随心所欲的胡乱勾描,而是根据其所要表达的寓意,运用漫画的手法细致勾勒。众所周知,漫画在讽刺一些人或事时,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比用语言直接叙述强得多,李汝珍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白描的手法再略作夸张,变形,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并能悟出此中真义。
对比手法:李汝珍通过运用对比手法对科举制度予以了讽刺,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和同一人物的前后对比,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精神上的毒害,在对比中进一步讽刺那些装腔作势、胸无点墨的冒牌文人,暴露其丑陋的内心精神世界。[15]
文学批判
李汝珍虽然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但仍未能彻底摆脱旧意识的羁绊。或